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部分中共党人力主回避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矛盾，对土地革命及农民运动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为了解释与回击来自中共党内外的质疑和不满，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1927年1月至2月之间回到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是此次实地考察的总结性报告。

毛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耳熟能详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为什么？毛写了三点原因。

第一：农民们的“过分”举动是地主土豪们逼出来的。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从容不迫文质彬彬。
第三：中间派看似不偏不倚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纵容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暴力。

这段文字的目的很明显，论述矫枉过正的合理性。作为一个用来说服他人(陈独秀等)的报告，教员举的论据是朴素且易于理解的。

齐泽克曾提到：毛没有系统性读过黑格尔，他对黑格尔的思想了解不多，但是毛在第三世界革命事业中的态度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黑格尔的精神。毛对黑格尔的理解同样也有不少错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执政后的失误。

毛的主业是打仗，没有那么多时间像当代的老学究一样花大量时间阅读。只能在实践中总结，构建自己的理论。

在本文，我将从形而上学开始，讲解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并且从黑格尔的角度，论述矫枉必须过正的合理性，以及为什么它是辩证法在现实世界中的通俗公式。

本文为作者读书后的个人总结，综合了少量的：
1.柏拉图《理想国》
2.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3.黑格尔 《小逻辑》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6.毛泽东 《矛盾论》
7.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8.齐泽克 新版《毛泽东选集》序言

剽窃了大量的：
1.八手文献
2.来路不明的文章
3.忘记来源，仅停留在记忆中的字句

本文是娱乐科普性质，供小白入门。许多思想会在我大篇幅的省略和不严谨的语言中出错或丢失，如有兴趣请自行阅读原著。

1. 那个度在哪？

被中庸文化熏陶的我们，早已熟知老祖宗们的智慧。

我的父亲教导我，凡事都要把握个度。你可以玩电脑，但是每天只能半小时。你可以出去玩，但是每天晚上九点就必须回家。

我的老师教育我，凡事都要把握个度。你可以活泼，但是不能调皮。你可以严肃，但是不能呆板。

长大后我发现，这就是在唬人。

我爸说玩电脑和出去玩要把握度。那个度说到底是他定的度，他允许我一天玩多久，我就只能一天玩多久，多了就是没把握好度，过度了。他把他对我的主观控制换了个角度，变成了我和某个客观规则之间的冲突。

老师也一样，活泼和调皮，中间的那个度在哪，完全取决于老师。同一个学生，可能在年轻老师眼里是活泼，在老教授眼里是调皮。

把前面的情况翻译一下，可以列出问题：

1.每天玩多久电脑是合适的？
2.活泼和调皮的界限在哪？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问题是在询问某种“真理”，不妨再多问一点：

1.每天玩电脑多久是最合适的，这个最合适存在吗？
2.最活泼的那个点在哪？它与调皮的交界是线还是面？

大家会说：差不多得了，没必要分太清楚，你是有多闲，思考这些无聊的东西。

那我们保持句子的结构，换成“更值得讨论”的问题：

1.房产税收多少是最合适的？存在最合适的房产税政策吗？
2.性少数解放运动与魔怔LGBTQ的交界在哪？

这些问题和前面的问题大不一样，但它们都有共同的结构。询问某个事件的“最优解”，而这个最优解，似乎就藏在我们已知范围的中间。我们把这个叫作“度”，比它慢则太缓，比它快则太急，它是最合理的，它是正确本身。

我们能够发现，这个“度”，和“真理”基本没什么差别。“度”实际上就是“真理”的一种表达。只是我们说不出来这个真理在哪，只能通过含混模糊的“把握好度”来努力表达它。

这和“人性”的用法有一定相似，人性是在特定文明形态下的一种主体的普遍症状，因为这种症状太过复杂，难以被清楚说明，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人性”这个含糊不清的词汇来辅助表达。

好吧，既然那个度在真理上，那么，真理在哪呢？

2.形而上学

谈到认识真理，不得不提形而上学。

Metaphysics，也可以直译为：元物理学。流行的称呼为：宇宙万法的那个源头。指研究存在和事物本质，简单地说，它是追求不变之物和先验之物的一门学问。

这个词的使用率挺高，但是绝大部分人并不懂它的定义，我认为这和“形而上学”这个翻译有一定关系。《易经系辞》里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什么意思呢？我翻译一下，大致就是说“形（有形之物）”的上面，有一个叫做”道（天道法则）“的东西管着它。而我们造出来的“器（工具器皿）”，上头是被“形（有形之物）”管着的。所以它们的关系是：道-形-器。

我们若是了解了“形”的特性，那我们就能根据它们的特性，制造出相关的“器”。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道”，我们就能了解所有“形”的特性和知识了。

Metaphysics和“道”十分相似，我个人认为翻译成“形而上学”完全没问题，只不过这个翻译对于目前大多数现代人确实不够直观，使得这个词的理解有一定门槛。

形而上学被人类所接受，一部分原因是：形而上学为人类带来了确定性。

“雷霆之后，必有暴雨”，“人被杀，就会死”，“颜色鲜艳的东西有毒，不能吃”。这些伟大的知识都是形而上的知识。世界从此不再混乱，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希冀：终有一天，我们人类会获得世界的一切知识，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清明且通透。

形而上学被人类所接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规则仿佛天然的就在那里，我们人类只是发现了它们。

“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被打了就会疼”，“从很高的悬崖往下跳会死”。这些知识不是我们人类“创造”的，它们似乎天然的存在于自然，而我们人类只是“发现”了它们。柏拉图就认为世界是被各种规则所控制的，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比喻”，有一群一辈子都没出过洞穴的原始人，看到洞穴中有一些黑色木偶，就把那些黑色木偶当作实在的东西来看待，有一天，一个原始人走出了洞穴，才发现那些黑色木偶不过是洞穴外面木偶的影子罢了，才不是什么实在的东西。

柏拉图认为：没出过洞穴的原始人相当于人类，木偶的影子相当于我们人类观察到的现象，木偶本身相当于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是先有本质后有现象，先有“世间法则”后有“大千世界”，人类要努力去发现这些本质。而这个本质，就是形而上学本身。

古时候的人们，生活在未知和恐惧中。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宗教。各类宗教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内核基本一致，就是用稳定的崇拜和仪式解释不稳定的自然。在那个时代，未知是常态，已知是特殊。

到了中世纪的欧洲，情况已经大不一样。近两千年的时光，人们积累的大量经验化作知识，通过各类符号记载流传下来。任何日常现象都能被知识解释，已知成为常态，未知反而变得特殊。当知识已经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一些无法被统摄进形而上学知识体系中的裂缝变得太过扎眼。为了填补这些无法解释的裂缝，天主教会用上帝这一绝对知识对其进行缝合。所有知识到最后，都是上帝的知识。通过知识权威，天主教会巩固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

到了这一时期，形而上学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形而上学。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都“痴迷”于神学。在那个时代，科学家研究科学问题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学习知识这一“事功”，来让自己更加接近上帝。所以说牛顿不是晚年沉迷神学把自己搞废了，恰恰相反，牛顿这辈子一直沉迷神学，因为他比别人更加沉迷，所以他愿意为了离上帝更近一步，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以现在的角度看，通过上帝这一唐突的知识权威来填补形而上学的裂缝，实在是个“耍小聪明”的方式。这个方式在教会强势的中世纪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随着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圣经》及其注解为核心的经院知识和大量新知识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18世纪，康德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根基。

3.世界和人的倒置

康德哲学是人类认识真理的一个里程碑，它逆转了法则和事物的关系，从法则规定事物，变成了通过观察事物来制定法则。

3.1 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认为，在我们人类运用自身理性去认识事物，构建形而上学的时候，似乎有个东西没有提前弄清楚。那就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这个“理性”，真的那么厉害，能够认识大千世界的所有事物吗？还是这个“理性”它也有自己的弱点，只能认识一部分事物？甚至这个“理性”压根就是我们人类的臆想，我们其实根本不能认识任何事物？

一句话：康德要求人类对自身理性进行反思。

康德得出结论：我们人类能通过理性去认识一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并不能只用理性去进行认识。

康德把能够用理性直接认识的知识，叫做：先验知识。比如这个命题：“如果乔治五世在位至少4天，那么他的在位超过了3天”。这是先验知识，因为它所表达的内容仅根据理性便可得出。

康德把不能够用理性直接认识的知识，叫做：后验知识。比如：“乔治五世从1910年至1936年在位”。这是后验知识，因为它所表达的内容不能仅根据理性得出，我们还需要一些历史知识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

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我们常说人人生来都是一块白板，一开始上面什么都没有，洁白无暇的，白板上会被写上什么，是后天的经验决定的。比如一个孩子从小在充满暴力的街区长大，他成年后大概率也会成为一名帮派分子，因为他的白板已经被涂满了暴力。

但是康德说：请先停一停。你说一个孩子生来就是一个白板，上面什么都没有。但请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白板本身，它不也是一个东西吗？孩子可不是一无所有来的哦，人家最起码带着块白板呢。你说一个孩子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只是随着自身经验的增加，逐步获得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和能力。但是请再仔细想一想，这个孩子能用自身的理性去经历事件并从中获取经验，不正是说明了这个孩子生来就拥有一些东西，能够帮助到ta获取到这些经验吗？

康德还认为，我们人类并不能够认识到物体的本质。举个例子：我们的桌子上有个红色的多面体，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我认为这是个红色的矩形，他认为这是个红色的三角形，狗认为这是个灰色的不规则物体，多面体上的蚂蚁认为这是无垠的大地。我们都说出了自己观测到的真实现象，但是也仅仅是现象。我们人类没有能力去完满地认识一个物体，这是我们作为人类本身的匮乏，或者说短板。无法被肉眼观测到的红外线和紫外线，就是我们人类已经承认的，感观层面的匮乏。

物的本体，康德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物自体。我们人类对这个物体的认知，康德管它叫做：人的理性经由物自体所产生的现象，也就是“现象”，我们人类活在“现象界”，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不是别的世界。更为夸张地说：因为这个世界是经由我这个人来认识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

康德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根基，从此以后，”形而上学“便不再是一个崇高且稳定的真理，而是一个帮助我们更好认识世界的方法。世间万物不再是遵从规则（真理）运动，而是人类归纳总结出了一套规则（真理）来描述世间万物的运动。

3.2.运动中的真理

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康德认为：“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在当下，“世界万物都在变动”这一观点成为了常识，奇怪的是，与之对应的真理却愈发的亘古不变。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上千年形而上学思想的惯性，也有可能是物质科学教育和精神哲学教育之间的不平衡。总而言之，前康德的思维方式配上21世纪的科学知识，共同组成了当今的“正常”，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社会的许多“正常”一旦被仔细思考，便会感到无比的魔幻。

回到康德，既然世间万物都在运动，很显然，真理也会随之变动。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游戏版本更新之后，强势的角色和装备变化，当前版本强势的阵容和打法发生变化。赢游戏的真理发生了变化。
在马克芯机枪投入战争之后，士兵的阵型从以前的大规模集团变成了各种小队。战术的真理发生了变化。
几十年前同性恋是精神病，要被抓进医院里“治疗”。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过个几十年，在某些地区歧视LGBT的人会被称作是精神病，然后抓进医院里“治疗”。性取向和性认同的真理发生了变化。

今天我们的重力加速度g约等 9.8，明天突然外星人寻开心觉得好玩，用激光炮把月球打爆了，那我们的重力加速度g就不是9.8了。物理真理发生了变化。

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时刻在变化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某种形而上的真理。

4.客观中的主观

在当下，“客观中立”看待事物已经成为了美德。但就如同当年同样象征美德的形而上学，我们今天可以对“客观中立”发出康德式的提问：“人类运用主观的感官和理性，客观中立地看待事物，这是何以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真的能够通过主观的感官，主观的理性，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吗？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黑格尔的部分。在黑格尔这里，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本质，那么只有变化的过程才是本质，而不是它的某个环节。对于真理的把握，从追寻“不变之物”，转变成了探究“变化之势”。

4.1 用关系代替本体

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持续了几千年，它的惯性持续到了今天。我们观察到了一个事物，会分析它拥有哪些属性，然后认为这些属性是此种事物的本性。这种思维方式在知识匮乏的时代是简单好用的，但随着此类经验知识的增多，这种思维习惯反而会造成认识的困难。因为很多事物外在的属性，几乎样样都可以改变。比如水一定是液体吗？它也可以是气态的。国家一定要有法律吗？它也可以没有。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时期的化学知识，除了理论，还存在着大量的“例外”，这些例外往往与理论相悖，需要死记硬背，十分痛苦。这些大量的例外其实就是形而上学思维习惯带来的麻烦，随着新发现越来越多，例外也越来越多，原本的理论要么“托勒密化”^[1]，要么进行“哥白尼式的革命”^[2]。

如果各位是近代哲学爱好者，很可能听过这么一句话：“本质是表象之表象”。也有可能听过经典的“剥洋葱”比喻：“事物将其表象一层层剥开后，内部空无一物。就如同把洋葱一层一层剥开后，没有别的内容，核（本质）不存在。”

现在我们认为，换一种思维方法可能更好。我们不再研究黑人的本性是否懒惰，中国人的本性是否温良。而是要把它看成一组关系的集合反应。比如，是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普世道德和受教育水平使得黑人和中国人表现出了某种特征。

我们需要意识到，存在着多种关系，使得某些实体一定会落到特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往往不是由实体本身可以自由决断的。研究的方向不再是某物的本性有ABCD，而是ABCD这几种关系构建了某物。

4.2 反思活动的内在性

形而上学时期盛行的独断论，即使被推翻，也是被另一个独断论推翻。正如拉康所说：“穿越幻想就是用一个幻想代替另一个幻想”。这种独断论的最高峰，自然是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来源于主体对于现象的感知。

黑格尔指出，思想者，或者反思者，它本身也和它反思的人一样，内在于思想史中。举个好理解的例子，比如我很后悔以前做过的一件事，我目前正在进行反思。我把自己的理性抽离出来，不带情绪地反思以前的过错，最后得出了结论。

如果这时候我认为自己客观中立地反思了自己，那就是犯了傲慢之罪。因为不论我如何想象着创造一个理性的我对自己进行批判，这都是在一个主体当中进行的。我这个反思的思想也包含在我的思想史中。人类的感觉和理性都相当有限，在任何信息都来自物理层面的身体的前提下，谈外在的反思是不唯物的。

所以说，当人自认为在客观看待事物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主观的。恰恰是当人意识到无论如何自己都是主观的时候，对于事物的了解才相对客观。

4.3 辩证法

中国的教学体系继承于苏东，其中政治和哲学部分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经过了几轮修正。于是当21世纪的中国学生翻开马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材，给学生带来的印象就是：充满了诡辩和云里雾里的废话。

我们可以认为，当代的必修四辩证法，是一种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调和与折中。我看见了一个正的东西，看见了一个反的东西，我把它们两个放在天平的两边，移动游码或者在两边加砝码，以实现“平衡”。或者看到了两个对立的东西，我把两边好的东西都拿来，坏的东西都不要，组合成一个我自己的东西，以实现“对立统一”。

我们能发现，这是种水平拙劣的独断论，完全可以说它是诡辩。

什么是正面，什么是反面。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完全取决于主体的主观判断。事物发展到哪里算是平衡，中庸到哪一步才算合适，都变成了主观的“应当”。你说一个事情的正面，我就用它的反面驳斥你。你说一个事情的反面，我就用它的正面驳斥你。反正横竖都是我对，横竖都是我赢。相信必修四辩证法的人就像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样在事物中间找平衡，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是自恋且自大的。

为什么这种粗暴的折中主义能够盛行？一部分原因是二元论基础上的调和与折中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营销号宣传中国人自古就懂辩证法。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辩证法在运动后的结果，其表象与调和折中非常相似。

为什么会很相似？我们需要了解辩证法在事物内部的运行方式。方便理解，我们将复杂的事物内部矛盾简化为只有两派：能动派和反动派。能动派是想要事物运动的一群人，反动派是反对事物运动的一批人。随着双方的相互斗争，相互妥协。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被建立。这个新的平衡往往和旧平衡一样脆弱，矛盾双方都不接受再退一步。这个斗争过程可以形象理解为一场势均力敌地拔河比赛，即使绳子看起来没有受力停在原地，双方仍然在尽最大努力拉拽绳子。

当然，如果其中一方的力量太强，另一方会被消灭殆尽，就像资本主义最后消灭了封建主义。但这种消灭也是需要时间的，从势均力敌到完全消灭，经历了几百年的斗争，无数次的平衡。

想要了解能动派和反动派的拔河比赛，如果像个观众一样在旁边站着看，为选手喝彩加油，我们最多只能感受到双方都很努力，至于它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内部矛盾的力量到底多大，我们无法得知。只有跳入矛盾的漩涡中，亲自参与这场拔河比赛，成为斗争中的一部分，我们才有可能明白绳子究竟可能在哪停下。

这场拔河比赛，直到绳子停住不动的之前，我们无法确定绳子究竟会在哪里停住。双方求同存异，互相妥协，让新的平衡停留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在外部的观众看来，往往就是“折中”或“中庸”的。它能感受到事物运动的起落，但无法把握事物内部的运动，而就如上文所说，事物自身的运动过程，才是真正值得被探究的本质。

为了探究运动的规则，需要通过参与斗争来获取信息，整理为知识。参与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可以选择加入其中一派，或者自立一派加入斗争。如果只是在旁边当观众，装上帝，按黑格尔的说法，它在历史层面上已经不算个人了，因为它没有对世界历史做出任何贡献。在黑格尔的层面，无论是能动还是反动，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无论它们多想让对方死，在宏观上，它们共同构建了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平衡，在历史层面上有贡献。而“客观中立”的人，因为没有在斗争中什么事都没做，对解决问题完全没帮助，贡献基本为0。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极乐迪斯科》中，如果玩家多次选择政治中立选项，游戏会为它颁发成就：全世界最可笑的中间派。

如果您对量子力学有一定了解，就一定知道为了计算方便，人们会用复指数函数和高斯函数等经典物理学函数来近似模拟波函数。虽然它们的思路和过程完全不同，但结果却很类似。调和折中和辩证法也有类似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有趣的时代，我们拥有了经典物理学的波函数，也拥有了形而上学的辩证法。

5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回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这个过分，具体来说究竟过的是什么分，说这句话的人自己也答不出来。

当一个社会或体系受到压迫或不公正的影响时，矫正这些错误的尝试可能需要采取强烈的行动，这可能导致“过度纠正”。然而，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我们无法在理论上直接确定“正确”的平衡点。

在“矫枉”的过程中，“矫枉”到哪里才算“正”，是完全不知道的。如果臆想一个“正”，恰恰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这个“正”在哪里？只能在矛盾中经过各类力量的博弈，才能逐渐体现出来。正如上文提到的，虽然这种动态的博弈最后往往会相互妥协确立新的平衡，但其中的各个力量是想要把对方赶尽杀绝的。声明激进的举措，往往最后会妥协至温和的举措。声明温和的举措，很可能就会完全失败。

既然真理不能被直接认识，我们该如何间接认识真理呢？黑格尔认为，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起码可以在实践中知道什么是错的。通过一步步的否定，逐渐逼近正确的真理。黑格尔把这个真理叫做“绝对精神”。“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句话就十分的黑格尔。既然我作为一个有缺陷的人类，无法直接认识“完全合适的矫枉”，那我就只能通过深入矛盾当中，成为其中的一股力量，通过与其他力量进行对抗的方式，共同结构出这个时代最合适的平衡。

毛选择的力量是共产主义，他认为这是当下的“能动力量”。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让这股能动力量发扬光大。这股力量会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各个“反动力量”互相对抗，共同结构出一个历史层面“最合适的矫枉”。当然，在封建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眼中，毛所在的共产主义才是“反动力量”，自己是“能动力量”。至于到底哪个才是这个时代真正能够代表“世界精神”的“能动力量”呢？这就要历史来评判了。

传言希特勒很欣赏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世界民族”学说。黑格尔认为，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或几个最进步最优秀的民族，它们代表着世界进步的方向。也就是说它们属于“能动力量”。我猜测希特勒二战的时候如此自信，也许就是因为他确信雅利安和日耳曼民族属于“世界民族”，拥有“能动力量”吧。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