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对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日益复杂的阶级关系，反动专政机器的镇压，或者纷繁的过往历史，而在于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新的经济制度。在2024年的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公认的，确认的乌托邦可以去奋斗了。

自1920年代俄国革命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热切地争论经济计算（商品最低生产成本的计算）在社会主义秩序中是否合理可行。这场辩论今天仍然是热门话题，它很可能解决了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它几乎完全局限于非马克思主义领域。

它首先始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名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具有国有生产资料（或“资本品”）的经济体系无法确定这些资产的价值，因此也无法计算消费品的生产成本。米塞斯^[1]的“挑战”很快被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他们试图在不诉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的情况下表明，促使米塞斯发起辩论的考虑恰恰是他们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学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考虑因素。

米塞斯的批判

引发辩论的米塞斯批评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在每一个经济秩序中，资源都是稀缺的，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使用;然而，为了合理利用资源，需要能够衡量每种资源的稀缺程度的“稀缺指数”，从而衡量其对社区或多或少的重要性。由于这些“稀缺指数”代表了商品的价格，因此价值计算，即基于市场价格的计算，对经济学至关重要，并且是能够在广泛的替代最终用途之间实现资源合理分配的唯一手段。

米塞斯的论点是，市场本身及其在决定价格方面的作用都与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的运作方式密不可分。因此，在社会主义秩序中，“正因为没有任何生产商品会成为交换的对象，就不可能确定其货币价值”。但是，如果不能确定资本品的价值，那么就没有办法计算出一种生产成本，也无法决定可以合理地生产哪些商品。因此，生产不会以最低成本原则为基础。

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秩序中，经济计算变得不可能，因为放弃了个人之间的交换基于交易各方的计算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对于资源的适当分配至关重要。在米塞斯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物计算可以取代货币计算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货币计算为我们每个人必须不断采取的广泛选择提供了指导，而在实物计算中，在选择消费品时只能有一些有限的用途。事实上，在选择更高层次的商品时，即广泛的现有资本商品，它完全失败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计算将变得不可能，因为货币将无法在竞争性经济中发挥它在决定生产资源价值方面的作用;但是，“使我们远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使用的每一步，也使我们远离理性经济学”。

米塞斯还声称，只有利润动机才能诱使企业家做出涉及最低生产成本的选择。因此，他相信，如果没有这种动机，市场机制就会停滞不前。在他眼中，市场即使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因此它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再生产。根据米塞斯的说法，私营公司经理的行为必然与公共企业经理的行为不同，因为问题不在于指示经营公司的人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行事。在米塞斯看来，真正重要的是经济行动的动机——利润动机是唯一能够刺激人们寻找能够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的因素组合的跳板。他认为，教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商人是不可能的：教人如何让公司运转并将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基本规则不足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经理。需要的是，无论谁经营公司，都充分意识到公司的利益与他/她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

米塞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经济制度。可以说，社会主义者通常因为市场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而挑剔市场。然而，在社会主义中，指导市场内资源分配的“看不见的手”被国家对要满足的需求做出的任意选择所取代，因此由此产生的系统可以被描述为没有任何逻辑。完全无视消费者主观上赋予不同商品的价值，导致剥夺了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的可能性。

巴罗内的贡献

米塞斯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辩论。然而，在米塞斯真正提出挑战之前，确定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可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19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来自帕累托学派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将一般经济均衡分析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学

巴罗内的分析^[2]是用数学术语来阐述的，因此相当复杂。一般而言，可以概括如下：

让我们假设资本货物已经国有化，但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职业和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商品;让我们也假设一个无所不能的“生产部”解决了如何以保证公民获得最大福利的方式使用系统中可用资源的问题。

在这个无货币体系中，该部可以确定“等价物”，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现有工人和资本货物提供的所有服务的价格;任何想要一种商品的人，都必须从社会商店购买它，以换取奖金或金钱（如果存在货币），或者在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登记册中注明该商品的“等值价值”;提供服务的人将根据既定的等价物获得奖励（金钱或奖金）。

因此，问题出现了：生产部能否建立等价关系，促使人们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以保证最大的集体福利？

在寻求理想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部门将采用“试错法”，即不断调整定价系统，直至这一调整促进了整体福祉的增长。正如帕累托所展示的，当任何改变都不会使一部分人变得更好而不让其他人变得更糟时，最优状态就会被实现；巴罗内认为，这将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基于确定的均衡价格）被最大化时实现。

为了确定商品生产的最优解（最佳可能的产品组合），生产部将必须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操作：对于每种商品（假定生产所需的要素价格已给定），它将必须比较价格与相关的生产成本；如果价格超过生产成本，它将必须命令增加所涉商品的生产数量。这是因为，每一次增产，虽然会从个人消费和其他可能的用途中扣除用于生产过程的商品，但会增加生产的价值，这一增加的幅度将大于如果用于生产额外数量的所涉商品的商品被用于其他用途时所能获得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减少。

因此，均衡要求每种单一商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等于其价格。生产部将持续调整价格，直到每种商品的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因此，巴罗内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如果生产部计划获得集体最大利益——这显然是必须的，不论采用何种分配法则——旧制度的所有经济类别都必须重新出现，尽管可能是以其他名称：价格、工资、利息、租金、利润、储蓄等。不仅如此；只要它希望建立在个人和社区可利用服务的基础上获得那个最大利益，自由竞争的两个基本条件就会重新出现……我们当然是指生产的最低成本和价格与生产成本的均衡条件。”

巴罗内主张通过“试错法”来实现均衡。在他的分析结束时，他进一步研究了这个话题，以突出解决一般均衡方程的困难。他认为，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在随机选择的每一组价格中尝试计算需求水平。这种困难源于需要考虑的个体需求和商品种类的巨大多样性：然而，通过巨大的组织努力和辛勤工作，克服这一困难并非不可能。

真正难以实现的是选择能够最小化生产成本的生产系数。巴罗内明确指出，最具经济优势的系数应该通过实验选择，就像在实验室中一样；他还指出，由于成本的最大差异来源于公司规模的不同，这将需要大规模的实验，包括测试高度不同的替代生产组合。

相关实验将非常昂贵，因为它们涉及尽可能高效地建立和运营公司，以便最终如果这些公司证明效率不够高，则拆除它们。因此，巴罗内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中，公司也应该被允许破产，破产带来的浪费因此不能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所谓的“无政府”特征。

根据巴罗内自己的分析，他提出对社会主义形式的反对意见：计算问题，巴罗内和之后的哈耶克明确表示，没有真正市场的经济体系无法解决这这个问题。

巴罗内相当明确地声称，求解这种一般均衡方程的计算量将会是天文数字，以他那个年代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为了解决问题，仅仅让生产部为自己得出用于获得集体最大利益的一般均衡方程是不够的……之后还需要求解方程。那就是问题所在。”

尽管在那个年代，生产部可能无法求解即便能够得出的一般均衡方程，罗宾斯和哈耶克在将近三十年后重新陈述了这一点；但今天，在计算机时代，这里提出的计算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科克肖特^[3]所言）。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像拉沃伊^[4]这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批评家，他坚信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收集所需信息，他批评巴罗内（也包括哈耶克和罗宾斯^[5]）过于重视计算问题，并未声明所有困难完全在于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收集所需信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