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在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长期被当成“修正主义”领袖人人喊打的人物，那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他究竟是谁？为什么会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本文将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研究》的论述着手，来观察一个歪曲的社会主义者和他的经历。

早期的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出生在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气息的犹太家庭，因“偏科”与家境问题，他在16岁辍学，在银行中成为一名学徒。

而自1871年开始，他正式在魏玛一家银行的柏林分行做书记工作。此时正值西欧经济的恢复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一家金融机构中得以充分展现，当伯恩施坦了解到这些腐朽的勾当时，他便坚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

而在这段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社会党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他们坚定的反战精神感染了伯恩施坦，他最终选择了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并最终成为了其中最富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

最开始的伯恩施坦可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认同马克思的同时也推崇杜林的学说，此时的他比起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像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而在1878年颁布的一纸法令《反社会党人特别法》使得德国社民党的活动被置于非法地位，这套法令直接导致了社民党向妥协与改良行进，也让伯恩施坦开始了他22年的流亡生活。而从1881年开始，他成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他在此期间，他受到了恩格斯的理论帮助，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阶段伯恩施坦的工作深受恩格斯的赞赏，列宁也承认，在恩格斯的去世以前，伯恩施坦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从后人的眼光看颇具讽刺意味的）恩格斯则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二人是社会党中的“真珠子”。

其修正主义的起源

在1888年，瑞士政府迫于压力，将伯恩施坦驱逐出境，他来到了英国。此时的英国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劳资矛盾缓和，甚至自己可以在警察近在咫尺的情况下进行罢工宣讲而不被干涉，这一点使伯恩施坦产生了动摇，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的交流也是他的理论走向修正，“绝不仅仅是巧合”地，在恩格斯去世的第二年，伯恩施坦发表了修正主义相关的文章。

伯恩施坦在小册子《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主义党的任务》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进行了全方位的修正：

“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一思想是本书的全部精髓所在。”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存在这些“问题”：忽视或淡化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阶级性、高度评价议会斗争的作用、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的判断。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的内生危机并不会全面崩溃，只会在个别部门发生，而在总体上，阶级矛盾则会趋于缓和，所以应当通过议会民主使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国家的性质上，伯恩施坦则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的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改造使其为工人阶级所用；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并同新康德主义者一起喊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呼唤道德作用^[1]。

据此，伯恩施坦提出了自己的“修正主义公式”：社会主义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社会进步带来的未来社会形态则是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即“运动就是一切”。

合法的“革命”

自然的，伯恩施坦的理论引起了社会党内部极大的抵触，一众理论家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2]，但讽刺的是，尽管社会党中派和左派的理论浪潮在一次次党内会议中对修正主义步步紧逼，考茨基甚至认为在代表会中对伯恩施坦的彻底批判可以成为社会党意见长久统一的象征与基石，而在实践层面，伯恩施坦的领导则高歌猛进，收获了或许让社会党其他理论家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力。究其原因，还是在“铁血宰相”的“大棒与蜜糖”上，对《特别法》的恐惧，让社会党人逐渐脱离不了对斗争合法的执念

届时的社会党人中的革命派，即使在拼命的宣扬革命与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依然将精力更多的放在议会斗争中，这使他们“既不能完全接受议会活动，也不能完全否定议会活动”。而保守的普罗大众对改良的急切需要，也让“和平长入”的口号更加地深入人心，那时的工会便接受了伯恩施坦的主张，一方面，伯恩施坦的理论契合了工人的需要，同时也削弱了工人的革命意愿，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社会党整体走向了保守化与非斗争化。

尽管伯恩施坦的理论存在诸多明显的错漏^[3]，他在彻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却要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工具，他在否定自身民族主义者身份的同时在具体问题上却坚定的站在了资产阶级祖国的那一边，从此我们也能发现了，修正主义的“粉墨登场”正是届时社会斗争与经济发展和大众心理矛盾的缩影。

伯恩施坦也无疑是预测对了一些事：中间阶层并没有消失；阶级矛盾没有变得极大化、尖锐化，议会斗争与工会运动也让一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真真切切的为工人带来了福祉，伯恩施坦本人的折衷主义倾向则成了社会党从“阶级性”政党向“人民性”登堂入室的重要原因。

折衷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伯恩施坦能在欧洲政治舞台能有一席之位？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可以顺应时代调整自己的思想的理论家。他因资本主义本身的腐朽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也因流亡期间在英国获取的现实质料看到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倘若说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摆烂的社会主义”，那么巧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折衷的社会主义”。

对伯恩施坦“毫无底线”地选择折衷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处在这个“加速时代”的我们也要看到伯恩施坦留下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土壤已经消失了，即使如此，我们仍不应该被修正主义超越，而应在行动和理论上超越修正主义。